——专访标普全球能源转型研究全球负责人爱德华·萨拉·德·韦德鲁纳

爱德华·萨拉·德·韦德鲁纳，标普全球能源转型研究全球负责人，专注于生物燃料、能源转型及可持续领域的战略与市场分析。

　　在能源转型过程中，传统炼化产业该如何借力生物制造实现融合发展？哪些政策能够为这一融合提供有力支撑？针对这些问题，标普全球能源转型研究全球负责人爱德华·萨拉·德·韦德鲁纳，在西班牙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记者：在能源转型的大背景下，面对脱碳压力，传统炼油化工产业应采取哪些路径，才能实现与生物制造的融合发展？

　　爱德华：Co-processing, refinery conversion, and hybrid systems offer practical pathways to achieve these gains quickly and cost-effectively.

　　在我看来，传统炼厂可以通过协同加工、炼厂转型和混合系统三条路径，迅速实现具有成本效益的脱碳目标。

　　协同加工的意思是，通过扩大原料种类，特别是增加与现有工艺兼容的原料，使得生物制造的整合更为便利，从而生产出可再生柴油、可持续航空燃料等生物基化学品。这种模式所需的前期资本支出远低于新建项目，对各国达成可再生燃料掺混政策目标非常有帮助。我观察到，亚洲市场，例如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炼厂，正在推进协同加工改造。其中，印度尼西亚普拉朱（Plaju）炼厂的案例尤为典型：当地油田已进入成熟开发期，决策者没有盲目增加原油进口，转而选择本国棕榈油作为原料，这一举措就兼顾了能源安全与资源本土化的双重目标。

　　在炼厂转型层面，欧洲企业的实践更为深入。比如，埃尼将其位于意大利威尼斯和杰拉的两处炼厂整体改造为生物炼厂，在保留现有基础设施的前提下完成了业务重心的转移。

　　混合系统主要是指，通过引入生物燃料，传统炼厂实现燃料和化学品的脱碳。这样既延长资产使用生命周期，又推动碳循环经济的落地。正如前面提到的，欧洲大型能源企业正在将加氢处理酯和脂肪酸（HEFA）生物燃料产能与化工装置相结合，以增加石脑油供应并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放。

　　我的观点是，这条路径之所以对大型能源企业具有特殊吸引力，在于上述加氢处理类的生物制造工艺与传统炼油技术高度吻合，企业可以在充分利用既有技术积累、物流网络和分销体系的前提下，渐进式地进入低碳市场，而无须押注另一条全新的价值链。

　　记者：您刚才提到，许多传统炼厂正在通过改造现有装置进行转型。从实践角度看，这种转型还需要注意些什么？

　　爱德华：The model faces three core structural constraints: feedstock scale, feedstock cost, and process economics.

　　没错，虽然将传统炼厂改造为生物炼厂具有明显的资本效率优势，但这种模式也面临三项结构性约束，即原料规模、原料成本以及工艺经济性。

　　首先是原料规模问题。即便是规模最大的废弃物类原料供给，相对于原油需求量而言也十分有限。以中国为例，目前中国每年可收集的废弃食用油约600万吨。从绝对数量来看，这一规模并不小，但与中国每天约200万吨的原油加工量相比，其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同样，作物油脂也难以达到石油产业的规模水平。除非有全新的原料来源能够实现大规模商业化，否则通过炼厂改造所能替代的炼油产能目前来看只是整体产出中的一小部分。

　　其次是原料成本问题。废弃物和油脂类原料不仅供应有限，而且正面临越来越激烈的竞争。在可再生柴油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相关政策推动下，废弃食用油、动物脂肪以及植物油等原料的价格已被持续推高。随着改造项目规模不断扩大，原料来源往往会从废弃物逐步转向农作物油或其他中间油品，从而越来越受到粮食市场波动和土地资源约束的影响。

　　还有就是工艺经济性问题。天然气制液体燃料（GTL）等技术已经较为成熟，但真正的挑战并不在于技术是否可行，而在于成本是否具有竞争力。因为无论是利用天然气还是生物质生产液体燃料，其生产过程都需要大量资本投入和能源消耗。

　　记者：生物燃料作为目前生物制造规模化应用的先导，您认为这将为全球能源行业创造哪些机遇和挑战？

　　爱德华：Biofuels will drive near-term decarbonization in transport and aviation while transforming refineries into flexible, lower-carbon hubs.

　　我认为，生物燃料是推动交通与航空业脱碳的关键，还能使炼油厂转型为灵活、低碳的能源枢纽。这不仅有助于巩固传统燃料市场，还能开拓生物基化学品等新市场，最终成为一体化碳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政策助力已相当显著。在欧洲，欧盟航空可持续燃料法规（ReFuelEU）和可再生能源指令第三版（REDIII）正在强制推进可再生燃料的使用，亚洲各国政策也在与国际民航组织主导的相关计划接轨，已有大量可再生燃料产能投资落地。与此同时，印度、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在积极推进乙醇掺混。

　　这种转变并非取代传统油气，而更像是一种渐进式再平衡——在发挥既有能力优势的基础上，逐步组合多元业务，拓展低碳产品业务。面对成品油需求下降以及政策驱动需求增长的双重背景，我们看到雷普索尔、道达尔能源等欧洲企业均已积极布局，将现有炼油产能转向生物燃料生产。

　　但是，一个关键的不确定因素是原料供应的稳定性。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频发，农作物产量的波动将进一步激化“粮食与燃料之争”，压缩可用于相关生产的原料空间。政策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市场供应趋紧时，各国政府往往会采取出口管制——例如，印度尼西亚针对废弃食用油和棕榈油废水残渣实施的出口限制，这类干预会影响全球供应体系并引发价格波动。

　　记者：您提到，生物制造产业的发展受各地政策影响很大。您认为全球范围内有哪些行之有效的政策？其中哪些政策最值得能源企业关注？

　　爱德华：The most effective policies tend to be practical, local and above all else, pragmatic, built around what each market already has.

　　脱碳转型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模式。不同市场的发展基础存在显著差异，土地资源条件、原料种类以及经济发展重点等方面都各不相同。正因如此，最有效的政策往往具有务实性、本地化特征，并且要充分利用各市场现有资源禀赋。从全球实践来看，有几类政策长期被证明是有效的，而且往往需要配合实施。

　　首先是强制掺混政策和可再生燃料标准。这类政策至今仍然是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基础，因为它们能够创造稳定且明确的市场需求。当炼厂被要求必须掺混一定比例的乙醇或生物柴油时，相应市场便能够自然形成并逐步扩大。

　　其次是碳定价机制和碳信用体系。这类政策有助于创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目前低碳燃料的生产成本仍高于传统化石燃料，而碳信用和碳定价机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成本差距，从而提升低碳燃料的市场竞争力。

　　第三是补贴和税收支持政策。在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类政策能够有效降低投资风险。这一点已经在多个市场得到验证。当然，这类支持政策存在难以长期持续的问题，因此不能成为产业发展的唯一依赖。

　　此外，贸易规则和可持续发展标准也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欧洲市场，产品能否进入市场越来越取决于是否满足碳排放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标准。

　　我认为，最值得能源企业重点关注的政策，首先是强制掺混政策，因为它能够为市场提供明确且长期的需求预期；其次是碳定价和碳信用机制，因为它们能够提升低碳燃料的成本竞争力，从而推动产业实现更大规模的发展。